“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
刘楚昕的《泥潭》以武昌起义为舞台，在三个章节中分别讲述了一个旗人贵族、一个革命党、一个神父的故事。每个章节都采用了独特的叙述视角：第一章是从主人公的死亡开始，在亡魂的游荡和回忆中逐渐揭露过去的故事；第二章是比较经典的第三人称视角，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情节；第三章则以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记录事件和心理活动。
从文学性来说，第一章或许是最精彩的。开篇对主角死亡的描写之血腥直白，令人头皮发麻。随后，内容开始在不同的时空之间反复跳跃，字体突兀地来回切换，文字时而逻辑清晰，时而混乱如呓语，营造出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以亡魂为视角的叙述模式不免让人想起余华的《第七天》，而《泥潭》的第一章在诡谲怪诞的氛围上更浓一些。
不过，围绕这篇读后感的主题，我想主要聊一聊第二章的主角，关仲卿。通过这个革命党青年的故事，作者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想是如何萌芽，如何在风雨中生长，开花结果，又是如何从内部被逐渐侵蚀、腐烂。
在故事之初，关仲卿是晚清公派赴日本留学的一名学生。旅日期间，他读到了《扬州十日记》，目睹了一个革命者的投海殉道，心里激起波涛汹涌。他加入了光复会，投身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浪潮。在革命事业的进程中，关仲卿变得越来越成熟，却也越来越迷茫。他在卧底清军的过程中被旗人军官上司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也在战斗胜利后对革命党军人屠杀满人百姓的行为感到震惊。关仲卿努力地说服自己，维护着自己的理想信念。他告诉自己，推翻腐朽王朝的过程是残酷的，他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旗人上司总有一天要分道扬镳，兵戎相向，迎来骑士决斗般的宿命。他告诉自己，死亡是革命的必要的代价，杀死满人妇孺的革命党人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失败了。他最终没能成功地说服自己。他没有获得和昔日上司决斗的机会——那个立志救国的旗人军官兵败后杀身成仁。满城里那些惨死的老人、小孩、妇女，在他的梦魇里挥之不去。他开始希望自己死去，幻想自己为了革命而自杀或死于非命。这份痛苦越来越强烈，直到让他头晕目眩，直到让他投水自杀。
我因为感受到自己和关仲卿这个人物的很多共鸣，所以自然地开始思考他的痛苦究竟来源于什么。初读《泥潭》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理想本身的性质的问题。他选择了一个有终点的理想，所以“革命成功了，民国了，理想实现了，他突然病了。他感觉自己身体里空空如也，没有恨的对象，也没有欲求的对象。”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拓展人类知识边界的事业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至少在我有限的生命内，无需担心其终点的到来。但这一想法完全经不住推敲：一方面，众多先烈们投身于革命事业仲，并非所有人都在革命成功后便陷入巨大的空虚，所以关仲卿的痛苦必有其他源头；另一方面，虽然探索未知是无限的，但一个人的科研事业却可能因为研究方向的成熟、先进工具的替代而走向死亡，所以我也无法宣称自己的幸运。
于是我又陷入了困惑之中。我反复地看着扉页上的那句话。“如果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
或许答案就在这里。
关仲卿之所以想死，并不是因为舍身报国的信念。舍身报国是集体功利主义下的权衡，以个人牺牲换取国家进步。但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反而越来越沉迷于革命殉道者的幻想。或许他想要的并不是殉道本身，而是殉道带给他的解脱。革命过程中的那些具体的“恶”，原本凭借着宏大的“善”而勉强维持着平衡。可是当来到依旧兵荒马乱的民国，宏大的“善”出现了裂隙。他试图求助于理性。理性是冷酷的。他或许希望理性能够让他变得冷酷，但实际上理性只不过是对他冷酷罢了——他没能因此获得解脱，而仅仅是因此变成了一具空洞的躯壳。正如小说中格蕾丝对他的评价所言，“……那些支撑着人活下去的信念、使得人们团结凝聚起来的东西，本身就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拿理性审视一切，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
他的痛苦来源于他错误地完全寄希望于理性，而忽视了自己的良知。偏偏他内心又是一个正直而细腻的人，他的良知无比强大。这份强大的良知原本可以成为他的力量源泉，可最终却孕育出心魔，将他引向幻灭。如果说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什么的话，那大概就是任何信仰都应当接受良知的拷问吧。
假如关仲卿从一开始就选择直面自己的良知，他会过得更幸福吗？我们或许只能从第三章的马修德神父身上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