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了两篇很有意思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博客，在此分享。

先说一些新近的背景信息。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去年在阿塞拜疆举行，结果喜忧参半。虽然大会对气候融资形成了一些宽松的约定，但各国未能就如何推进已有的一些共识达成协议，包括摆脱化石燃料转型的关键承诺，而是将决定推迟到明年1。美国新任政府对传统能源的重视也为接下来几年的全球气候行动蒙上了阴影。此外，地球的平均温度在 2024 年首次攀升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C 以上，而后者正是世界各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所设定的限制全球变暖的阈值2。虽然这一阈值是基于多年连续的平均温差而设定的，但是过去一年的突破仍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很多人对于控制全球变暖的前景感到忧虑，包括科学家们和关心该议题的普通民众，以致于Wikipedia专门为此创立了一个词条climate grief/ecological grief。我们通常会觉得这种压力应该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能够促使全球各国推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所谓生于忧患。但其实这种压力也潜藏着危险。

首先是对于所谓 1.5 ℃ 阈值的错误理解，也是 Kate Yoder 在 Alert fatigue: The phrase that defined our climate in 2024 这篇文章中总结的内容3。这个数值很容易被大众误解成某种系统崩毁与存续的临界点。仿佛只要气温上升超过了这个限度，地球就会进入一个可怕的新阶段，气候变化的危害将发生质的改变；反之只要我们成功地躲在阈值以下，一切就都会没事的。实际上这一阈值的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的科学价值。《巴黎协定》设立 1.5 ℃ 这个数字（以及早先的 2 ℃ 的承诺）的目的是表明世界各国对于致力于控制气候变化的态度。它可以是 1.5，也可以是 0.5、3.5，具体的数值则是博弈和妥协的结果。越过 1.5 ℃ 之后，一切不会分崩离析；在越过 1.5 ℃ 之前也并非万事大吉。随着观测数据越来越逼近 1.5，这种“最后期限”式的宣传的弊端也会显现。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气候变化的具体风险转移到了抽象的读数上，虚假地营造一种恐惧的气氛。当阈值正真被超越的时候，这种被刺激出来的短期热情就会变成毒药。一些人会觉得已经世界已经 game over，控制气候变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climate grief 会演变成 climate despair。另一些人则会以此作为否认气候变化存在的胜利信号——“看吧，过了这条线后什么也没发生。”无论哪种反应都无利于对气候控制和能源转型的冷静思考，玩弄情绪的终将被情绪玩弄。

Yoder在另一篇文章 Alert fatigue: The phrase that defined our climate in 2024 里提到的问题则更加具有时效性4。过去一年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创下历史纪录的极端天气新闻：加利福尼亚的山火、斯里兰卡的洪涝、欧洲南部的超高温等等。这些极端气候/天气的警报在未来或许将越来越家常便饭。人们将学会忽视，而这也意味着科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发出的警告的力量会越来越微弱，因为对于危机的反复刺激感到疲劳。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明白气候变化正在影响他们的当地社区5，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选举出强力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新任政府。过去一年中，大家或许也亲身经历了很多本地罕见的严寒酷暑。但回忆 2023 年，当时的我们同样为各类创下历史记录的天气情况感到震惊。如果未来的每一年都被冠以“史上最极端”的名号，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对此感到麻木。逐渐的环境恶化就会犹如温水煮青蛙，慢慢杀死未来的可能性。

世界正在逐渐透支对于气候变化的危机感。希望我们能在代价来临之前形成更可持续的应对方式，毕竟这是百年大计。

参考资料

  1. COP29: Key outcomes agreed at the UN climate talks in Baku - Carbon Brief ↩︎

  2. Earth breaches 1.5 °C climate limit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does it mean? (nature.com) ↩︎

  3. Was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climate target doomed from the start? | Grist ↩︎

  4. Alert fatigue: The phrase that defined our climate in 2024 | Grist ↩︎

  5. How Americans View Climate Change and Policies in 2024 | Pew Research Center ↩︎